北京红圈所律师:百万年薪下的准猝死生活|真实故事

2019年10月31日 20:59:45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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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极寒冬夜,零下12℃,北京时间凌晨3:30,雾茫茫的国贸区域静得出奇。某顶级写字楼角落依旧灯火通明。

三个挽着袖子、浑身蒸腾着汗臭的中年汉子扒着面前的键盘奋力敲击。

“死命令!48小时内必须搞出来!合伙人急着要!”眼珠子布满红血丝的阿哲对同事反复强调。

这三个汉子是新人律师,熬夜为某个大项目提供后台支援。与此同时,领衔的合伙人陪新客户去波罗的海国家考察核电站,坐着头等舱和新客户在天上喝着香槟吃着鱼子酱谈笑风生。地面的他们则窝在自己逼仄的工位上,赶在48小时内,设法把近百页的欧盟新版核电安全标准翻译成中文,方便合伙人考察时参考。48小时是死命令,因为牛已经吹出去了:

“我们在欧盟核电法务领域是最领先的律所。”

实际情况是,合伙人连具体的法条都没真正读过。

中国人对律师的直观感受更多来自美国律政剧,比如「金装律师那种衣冠楚楚、炫酷拉风的法庭精英形象误导了不少人。真实的律师需要殚精竭虑地伏案工作,尽职调查、撰写合同、翻译文档。那些上庭应诉、唇枪舌战的场面并不是律师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环节。

“48小时真没合眼。困到最后出现了幻觉,仿佛自己坐在一旁看着自己工作。算濒死体验吗?自己就把自己干掉了!

阿哲回忆往事,总会联想莎翁在亨利六世里的名句“我们要做的最紧要之事,就是干掉所有律师!

然而即便辛苦至此,事后还是被一顿痛骂,因为他们把文本里多次出现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弄混了。合伙人怒吼:

“幸好客户也分不清两者区别!

心情沮丧地回家栽倒睡够六小时,再次挣扎起来准备打车回所里继续工作。然而精力确实消耗殆尽,累到连公文包都拎不动了,只好申请在家办公一天。

当时作为新人,阿哲曾暗讽没读过法律条款就出国的合伙人。阿哲为了突出专业优势,养成了熟读法条的习惯。多年后他才逐渐明白,法条固然重要,但对项目的整体把握、对客户心理的揣摩更加重要。

“活该人家一年创收八位数,到手大几百万、上千万。格局不一样啊!”回忆当年,阿哲有些惭愧。

令阿哲体会到濒死体验的,是一家红圈所。

2014年开始,“红圈所”的说法由海外传入不胫而走。这里的“红”既象征中国,也代表炙手可热。入围者是收入名列前茅的超级律师事务大所。“金海中君方”「金杜、海问、中伦、君合、方达,总是稳稳地待在圈内。

与其他职业一样,阶级在律师行业同样存在。小律所像个体户门市部一般挤在公检法机构周边捡漏。克勤克俭的中等律所小心翼翼入驻商务区的正规写字楼。大律所可以登堂入室核心区域甲级写字楼。被称为“红圈所”的顶尖律所则可以占据京沪地标建筑的抢手楼层。

奔腾时代的中国每年能产生500万案件,与之对应的是3万家律所和40万律师。然而,律师行业的“二八法则”格外明显,大家都削尖脑袋希望成为金字塔尖的20%,开拓更多案源、代理更优质的客户、收获更丰硕的回报,跻身顶尖人脉圈…阿哲幸运地跳槽到红圈所,意味着有机会接触反垄断、资本市场、跨境兼并收购…

“律师行业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进了红圈所,不管什么心态,创收赚大钱都是首要的任务。”他觉得自己还算正当年,入圈后摩拳擦掌。从每平米9块租金的不起眼的写字楼跳脱,豪迈地跨进每平米20块的甲级写字楼,心态和工作方式也大不同。

大部分律所采取合伙制架构。某种程度上,律所的主任、创始合伙人只是二房东,提供一个供律师挂靠的品牌和办公场地。律师更像一群个体户,工作状态与自由职业者相差不大。红圈所则有财力采取公司制架构,有专门的职业经理人在后台为律师们提供支持,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更紧密。

阿哲最初在中等律所执业时,忙着开拓案源解决生计问题。穿着蓝岛大厦换季打折的廉价西服,成天拎着公文包和文件袋在仲裁中心、法院附近转悠,看见像当事人的就发名片自我介绍。晃悠多了也招人烦,甚至曾经被心情不佳的保安撵过。即便如此,侥幸代理的案源也仅够勉强维生。创收的辛苦钱要交一部分给所里,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而跳到红圈所后,项目价值动辄数千万甚至过亿:

“基本是央企、FT五百强、各行业冠军企业。都是最紧要、金额最高的业务。”他们的客户非富即贵。

阿哲的年薪迅速膨胀到七八十万。只要继续干下去,七位数甚至更高不成问题。最明显的改善是,如今他穿的是伦敦萨维尔街的定制西服。

参加各种会议的社交环节,如果掏出普通律所的名片,心态上就矮对方半截,往往默认自己是个在推销的乙方。而如果是明晃晃的红圈所名片,会被懂行的对方视作值得结交的“大律师朋友”。

“现在不轻易掏名片,要看对方的圈层和企业。小打小闹的案子我们是不接的。”维护品牌价值和形象已成阿哲的自觉。

不过,如今在红圈所专攻兼并收购,极为劳心劳力。在他看来,叫嚣996的互联网业者根本没见识过什么叫真正的“过劳”。

“年入数百万的合伙人也要熬夜。凌晨1点发文件给他,他审完凌晨2点发回,我凌晨3点改好再发给他,凌晨4点确认无误,双方互道晚安,眯个四五钟头就回所里开会。”让他们如此舍命的项目时常会披露在随后的头条财经新闻。

入圈几年后,阿哲开始带实习生。相比自己的工科出身、跨专业考名校法硕的背景,清华北大政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根正苗红,更匹配讲究学历的红圈所。他偶尔会暗叹后生可畏,对他形成了微妙的压迫感。

红圈所目前普遍把第一年的月薪定在2万以上,每年还有相当涨幅。不过,不经消耗和折腾的人根本待不住。

“很多向往律师生涯的年轻人,其实是奔着想象中的生活方式去的。

枯燥重复琐碎辛苦的实习工作容易让不坚定者萌生退意。浅尝辄止的实习期熬过后,他们的去向更可能是薪资待遇远不如红圈所的企业法务或者公家单位。

“绝大多数人不适合红圈所。”阿哲更加笃信这个判断。

除了自己的主办案子和带实习生,阿哲最大的任务依然是拓展高端案源和客户。律师们各有营销之道:法律公益、企业免费培训、开公众号…

阿哲另辟蹊径,加入长江中欧之类顶级商学院的微信群,润物细无声地拓展业务。

“微信群是很有效的交际渠道。见客户前已经了解客户的偏好和脾性了。客户对你也有一定亲切感。当然,这像酿酒一样,需要时间和耐心。

阿哲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花了很多心思经营自己在微信群里的形象。该插科打诨时绝不含糊、该溜须拍马时留意分寸、展现专业水准时更不遗余力。总之,这几年靠着耐心经营网上人脉,收获颇丰。

如果有幸被国内外几大法律刊物评上A-List的“年度百大精英律师”,荣耀感无异于军功章之于老兵。有野心的律师都渴望自己参与的大项目能被纳入榜单,这样自己才有资格参与评选,获得足够的曝光度,享受随之而来的功名好处。

也许正是太渴望搞定“大客户”、“大交易”,阿哲也曾上当受骗。按理说,像他这样常年从事尽职调查的精英律师,不容易被人耍才对。可某个屡次在网上篡改经历和年龄的名媛就成功耍过他。阿哲迄今想起来就哭笑不得。

某年,机缘巧合,某名媛被人误传是某隐形冠军企业老板的独生女。而名媛本身经历丰富,气场确实比较强大,有意无意纵容着这种误传,享受“百亿身家大小姐”的虚荣。这种误传甚至给她带来实惠,被拉入各种富商的社交圈子,频繁被奢侈品牌邀请出席活动等。名媛也动起脑筋利用“身份”做个资本掮客。她很会借力打力,红圈所的阿哲就这样被她瞄上了。

“其实她虚构年龄和履历,换平时,我凭直觉就能猜透。但她确实太能演了。真真假假,让人云里雾里。说白了,有骗子敢骗,就有傻子敢信。

借口收购独联体的产业园、拉美的矿山,名媛组过几次局,有一次以聚会的名义把阿哲喊来,但是又模糊他的身份,让其他客人误会阿哲是名媛收购项目的法律顾问。红圈所律师的光环某种程度上能帮助印证外界对名媛身份的猜测。

阿哲不知实情的情况下背书了名媛的身份和实力,而且免费自愿。因为他始终以为自己在参与社交,拓展业务机会。直到后来名媛真实身份被无意披露,整个小圈子沸腾。可所有人回头一想:人家自始至终没说自己是那个老板的独生女啊!

“搭进去许多笑脸精力时间,到头来是个骗子!可你还不好说什么。因为她骗的是无形的东西。”阿哲发誓律师生涯里只准自己栽这一次。

拓展案源固然重要,业务能力过硬才是他在红圈所安身立命的本钱。遇到棘手的情形,律师的人格品质就需要凸显了。

某年深秋,阿哲所在的小组帮某家企业顺利完成并购案后,对方突然变脸,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律师费。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口头表达起诉客户的可能性,以此迫使客户付账。这个任务交给了阿哲,因为大家公认他最硬气。

“当年招我的合伙人说过,这职业需要你至少拥有侦探、撰稿人和拳手的气质。表面温良恭俭让,骨子里却要机敏和对抗。

穿着黑色长款风衣、戴着黑皮手套的阿哲揣着律师函,单枪匹马约见了客户的法务总监。不知怎么,会面后没几天,客户就乖乖付账了事。

“对方也是法务人士,该说的都说过了。当时起作用的其实是气场、脸色、微表情和眼神。要让对方体会到得不偿失的紧迫感。”这种能力并非人人具备,也难以言传身教,阿哲自己都觉得自己干得漂亮。

律师服务的客户来自各行各业,一方面法律专业化要求极高,同时又要求他迅速了解掌握某领域的要点,具备深入的行业知识。所以,干的年头越久,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反而越紧。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歇地关注法律动态、补充各种可能用到的知识、跟踪各行各业风口浪尖的实况。

绷弦绷得太紧太久肯定要出问题。这些年,阿哲和许多红圈所律师一样,长期超负荷工作,每次体检都提示身心处于亚健康、核心肌群无力、严重睡眠不足。

“唯一的放松就是抽空去做个SPA。正规的。

他也练过打坐放松,然而千头万绪纷纷扰扰根本坐不住。长跑也试过一阵子,Runner's High没体验到,反而因为体质变弱导致数次入院。于是,SPA这种被动接受外力辅助的放松方式成了他的首选。不过,SPA期间也得分出一部分精力留意客户、上级随时可能的电话邮件骚扰。

“一个半小时收我1600。快赶上我的费率了!技师就像主办律师,老板就像主任。按小时付费、按件分成。老板和主任负责提供工作场地和品牌。”阿哲戏谑说正规SPA会所的经营模式与普通律所挺像。

玩笑归玩笑,阿哲坦承非常看好律师行业的前景。参照美国市场,按中国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执业律师的数量依旧少得可怜,法务需求缺口极大。目前由于结构性因素,有能耐的执业律师都挤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更广阔的二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才是律师未来的蓝海。

“即便在本所当不上合伙人,跳出红圈找个大所当合伙人不难。图清闲也可以到大企业负责法务。”他深信自己坚持好好干下去,假以时日会有成就。

阿哲时常也收到橄榄枝,不乏其他红圈所、精品所的邀约,也有猎头推荐的大集团法务总监。这几年兴起的富豪家族办公室,也把高级律师视为核心人员。

他也动摇过,萌生辞职另谋出路的念头。

“特别是项目无力推进,面临可能的失败风险时,皱着眉头睡觉,胃也一抽一抽的。”阿哲笑称自己有“周期性律师生涯恐惧症”。不止一次想放下一切,干脆再考个高校教师资格证,去大学谋个法学讲师的差事。

当老师的念头并非空穴来风。有一次,他曾被外省政法大学请去做法律讲座。而当他真正站上讲台,望着底下稚气未脱的法学生,心里却直打退堂鼓。

“教书育人责任压力更大。我怕自己搞不定。

阿哲知道,即便回大学当讲师,前面还有副教授、教授、院长等台阶在等着他爬。这种体验也许还不如律所,毕竟律所的上升动因相对清晰。

“阿哲律师!我们这样五院四系之外的法学生,进红圈所是不是没戏啦?”讲座上,一个法学生大大咧咧地提问。

阿哲定了定神,用法学生熟悉的法言法语介绍了整个律师市场和红圈所的现状、未来前景,传递的主要是乐观向上的信息。言下之意,即便非名校出身,经过各种努力也有机会进入大所、甚至红圈所。

“那您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哪些红圈所合伙人是非名校出身?”那个法学生不依不饶。

阿哲努力回忆自己留意过的某些合伙人履历,非名校出身的似乎没有。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

“绝大多数人不适合红圈所!”带着复杂的逻辑和情绪,阿哲总结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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